红色高棉时期 36万华人失踪 证人证词心惊肉跳(组图)



红色高棉S-21集中营。(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按:柬埔寨特别法庭11月16日作出历史性判决,两名前红色高棉领袖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红色高棉政权倒台40多年后,首次作出对前红色高棉领袖的最高历史性判决。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

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共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1975年访问中国大陆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共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红色高棉S-21集中营。
红色高棉S-21集中营。(Omar Havana/Getty Images)

劳动营里人们的证词摘录:

“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锅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几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类来吃。因为吃下了外表像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结果我们所在的劳动营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们都不被准许住在村子里,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里,森林里有‘瘴气’,许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种菜,他们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担水,种出的菜要满足当时1乡4区的几千人吃,哪里会够?没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还有芭蕉头或树干都被砍下来分配给人民吃。”

“那时我是16岁少女,因为吃不饱,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即使这么瘦小也没逃过厄运,红高棉把我编入青年队,那是一等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几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样,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龙的秧,完不成插秧,会被罚减饭食。其实集体饭食只是两罐(罐头盒)的大米,加一大篓野菜煮成一大锅稀粥,每餐只分给我们一大杓子。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如果插秧完不成规定数量,稀粥就减到半杓子,这不是只等饿死吗?不过,挖土筑堤比插秧更要命。没有插秧的日子,我们(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两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艰难。我个子瘦小,挑起泥土时,畚箕会触着地面,腿也发软,常常连人带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陈雷是一名高大的华人青年,但在那个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食量大。在那种环境,别说吃多少,根本就没的吃。陈雷饿得患上浮肿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体食堂都被撵出来,红高棉说他没做工,不许吃饭。2天后,陈雷饿得没办法,便拿起一把小斧头到食堂,向人们哭诉不准他吃饭的可怜情况,用小斧头一下一下往自己头上砸,鲜血往下流。人们都吓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惧,谁敢出声?这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偷偷摸到陈雷背后,抢下斧头,把他抱住,又跑上几个红高棉,把陈雷捆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树下,活活就给埋了。”

一位在菩萨省嘎弄则村的证人说:“有一天,儿子病了,连续腹泻好几天,我接到消息后,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卫生站,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简陋卫生站里,孩子喝了几天老鼠屎一样的黑药粒,毫无起色。当孩子在我怀中断气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在红高棉年代,每天见到太多的死人,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哭也不会笑。直到有一天,丈夫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孩子死了,我们夫妻俩才抱头痛哭。过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两个小叔也一个接一个地病死或饿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变呆了,一天到晚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只默默地低头劳动,身心的折磨和打击让我成了一个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都死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在这破烂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下田。过了几天,两腿肿得举步艰难,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见,但队长还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间劳动,我没办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肿腿摸黑出门,没走几步便撞到大树,把头撞破了,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由于禁止爱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强迫的性关系和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无论在军事单位还是在地方村庄,都有许多的集体强奸案发生在对女人的监禁期间和处死之前。一份证词说:“有目击者,在离我村不远的地方,红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个村民去杀掉,被他们捉走的女子,都被他们先奸后杀。”不少见证者都看见过怀孕女人被绑在树干上,红高棉活活剖开肚子,胎儿蠕动着从她们的子宫里被用刀具挑扯出来,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无法言说的恐怖。他们还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怀孕女人的青黑色脸颊。

西哈努克特别注意到红高棉对“政治童工”的使用,因为孩子们容易被灌输丑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写道:“这些少年兵被训练,比赛谁在杀害生命上更残忍”;“我在金边被拘禁的3年里,我看到负责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动物(狗、猫、猴子、壁虎)来开心取乐。”

红高棉对孩子们也很凶恶。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妈妈”的10岁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劳动营”。在那里,她心爱的、视同为妈妈的小篮子被红高棉故意踏烂,却并不为什么。她只好自己呜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个穿着硬轮胎靴的红高棉监工,一脚踢得那女孩飞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里翻滚。“英”说:“那个女孩受了严重内伤,她呕血。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活了下来。”

柬埔寨的历史记载显示高棉民族没有吃人的传统。而红高棉吃人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一位证人说:“(越侨)阿联被当场打死了,红高棉干部拿刀来剖腹,取阿联的肝炒吃。我听到如此,不由自主地惊吓得尿裤。大家看到村干部动手剖腹,立刻丢下汤匙,爬进屋内。我好奇,又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窥。我目睹干部把阿联的肝倒进炒锅里去炒。炒锅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动,发出‘嘟嘟’响。干部问我们:‘同志们,谁要吃人肝?’大家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他们大吃,还说‘好吃!’吃完,他们把阿联的死尸拖到他们开枪击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树下作肥料。”

红高棉干部苏克哈证明,当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尔(Snuol)区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红高棉干部捆绑并脱掉一个年轻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两个乳房,油煎吃掉。这个干部名叫Ski,是少年劳动营的一个监工。苏克哈还在2000年指证道:这名干部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读者会有何感受:那年轻女子胸前两个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惨不忍睹,红高棉干部却能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鲜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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