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疯狂的时代 (下)

2016-05-21 11:30 作者: 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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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人们!

注:此文曾刊于《中国之春》152期,1996年5月号。曾贴于《中国之春》网站。为了纪念牢中的难友,现重贴在《中国事务》网站。

“政府的功用毕竟还是帮助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利用或者虐待他,每个人都应当被尊重而且承认他本身的绝对的目的;如果为了外在的目的,把一个人当作工具来用,便是侵犯了人类的天赋和神圣权利。”──康得

“你们这些王八旦敢打解放军,今天要让你们尝尝解放军的厉害。”一个高腔的咒駡声在芜湖市公安局看守所园子中回旋。

隔壁号子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个解放军士兵对号子里3个“人犯"(系指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受审查但仍未定案判刑的人,被判刑定案的人称为犯人)大声的叫喊:

“滚出来,你还胆敢骂解放军。”

“我没有骂解放军,我没有讲话。”一个年轻人在颤颤惊惊的反驳。

“他妈的,给我滚出来。”解放军士兵把那个年轻人拉到园子中间,用步枪的擦枪条(系一根钢条用来擦步枪枪膛之用)抽打那光着身子的年轻人,用枪托把冲击他的后背。

“我的妈啊!,我没有骂解放军啊,不要打我啊,救命啊,喔,喔,救命啊。”

“他妈的,你还哭,老子就要打死你们这些狗王八旦”。紧接着这些求救声和辱駡声之后,枪声大作。解放军们朝天开枪,并用枪托把冲击每个看守所号子门,大声的叫道:

“都躺下,不许朝外看,谁朝外看就打死谁。”

我赶紧躺下,头向上还能看到门上的小窗,隐隐约约的看到一双乌黑的眼睛对着我看,真是可怕的凶杀眼光。立即翻身脸部朝着木头地板,大口大口的呼吸,以平息内心恐惧。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6月24日,我被关押进芜湖市看守所的第3天。

枪击声和辱駡声,交杂着哭叫求救声持续了近20分钟。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点着火把在一头绵羊周围狂欢。那绵羊在流着眼泪凄惨的哀鸣。这副图像立即显示在我的脑海。园子内的枪声突然停止,那班发泄了兽性的解放军士兵离开了园子,只听到那个被无辜挨打的年轻人在轻轻的啜泣和哭喊著妈妈的声音。

“他妈的,不许哭,再哭就打死你这狗日王八旦。”解放军士兵跑进园子大声撕吼著。

所有被关押的人犯都不敢吱声。我也慢慢的从这个深渊中苏醒过来。这种精神压力和处境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开始头皮发麻、汗毛竖立、透不过气来。如果哪个人高血压或精神脆弱,很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整夜无法入眠,双眼直盯着高高的水泥屋顶,大约有2米半高,一盏灯泡发出混暗的光线。睡在身边的人脸都看不清。我的高度数的近视眼镜被搜查保管。在张眼看四周时黑濛濛一片,而在我脑海中也是一片漆黑。

我怎么到这个地狱深渊来呢?漆黑宁静的半夜让我能回顾过去人生的路程。

1951年1月,我刚满15岁,满怀着热血和天真的理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在抗美援朝的一片热腾喧闹声中穿上了海军士兵服,进入海军中南海校,进驻原黄埔军校校址。在黄埔岛训练了10个月,接受中共对我最初期的思想灌输和训练,一切都是新鲜的,几乎全部接受了共产党给我灌输的思想教条和马列主义信念。我很喜欢黄埔岛的环境,曾参观过孙中山先生遇难住过的小屋,蒋介石校长和周恩来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在黄埔岛的背面,有一大片黄埔军校学生陵墓。他们大都是在东征和北伐中为国民革命而壮烈牺牲的。虽然共产党没有刻意的要我们海校学员向这些烈士们学习,但在我年幼的心灵中对他们留下了深深的敬意,这些为国为民献身的先辈的事蹟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我要做个正直诚实的为国为民的人。

由于家庭出身在黑五类,不被共产党吸收入党,深感在军队已无发展前途。1957年在海军湛江基地参加反右派运动,运动末期我被内定为中右分子,于1958年春以转业为名被送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修理地球。所谓中右分子是反右派运动中表现不好者,为共产党不信任分子,内控使用,不得重用。

在国营农场见到许多国共战争中起义的国民党中低级军官,长年在边疆过著垦荒自救的农民日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共产党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人员的。充分利用他们廉价的体力和技能,把他们置于被长期监控,身心遭受无法逃脱压力的环境中,慢慢的凋谢零落,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黑五类,黑九类的歧视,排挤和打击。我渐渐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残酷,感受到共产党的两面派,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差距很大。

一年之后,于1959年元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我进入了合肥师范学院数学物理系工作,做实验员之后又转入安徽师范大学(位于芜湖市),一边工作,一边就读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

芜湖市地处长江南岸,背靠皖南山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明清以来有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在毛泽东、共产党疯狂的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富足的鱼米之乡,大部份农民的口粮被强迫征收而饿死,官方公布的数字,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三百万。实际数位远远超过这个粉饰的数字。

自1959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受了极大的影响。身强力壮的我也因饥饿全身浮肿,病倒住进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中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听到见到了许许多多在高等学府书本中从未讲述,而又难以想像的事。这些经历促使我走上了独立思考、批判现实社会的道路。

为此在学校遭受了打击,在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斗争,定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受降薪和留团察看的处分。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只不过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现象,在头脑中思考,并脱口而出罢了。

譬如,“人民公社办糟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都没有错,只不过讲得早了十几年,为此受到无休止的批斗,要自我检查,自我凌辱。我内心根本不服,尽可能的阅读各类书籍,收听国外电台广播,广泛研究社会各阶层的反映和动向,以证实我的想法。从此逐渐走上了在思想上和共产主义决裂,实质上反对共产党的道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席卷全中国大陆。看到了一幕幕丑戏上演,过去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党政官员被拉上街,戴高帽,剃花头,自辱示众游街。这是人民群众中一股压抑了多年的积怨爆发出来了。许多举动看来都是非常规的,不合理的,但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成份。许多不平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譬如人民群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特权阶层的厌恶;一批要求极端平均主义者们的反抗;受到歧视和打击人员的报仇心理;年轻中学生受无知盲目崇拜领袖心理所驱使,做出了许多荒唐的行为。中共统治者充分以黑五类,黑九类,甚至黑廿一类当活靶子,让年轻的狂热的红卫兵去冲杀,以满足他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心理;还有全国性的大串连,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暂时的解放,不受党政,官员和学校的管束,人们内在潜能得到机会发挥和表现,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到年轻而极有才华的人才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许多地方的红卫兵和社会群众的行为已达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控制的地步,“文攻武卫”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开始严重地影响了中共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毛泽东利用学生和群众打倒他的政敌──刘少奇,逐渐演变成群众对中共政权和社会制度内在的不满,尽管都是喊拥护毛主席。人们已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一个进步,是人民群众的觉悟。所有这些迫使毛泽东用军队接管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

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上述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自1966年5月16日到1968年6月8日我被捕为止的2年内,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及广东、海南、上海等地,到处都在揭露中共政权的烂疮疤,一个比较安静的社会被中共统治弄得天怒人怨,深感在中国大地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平静的读书思考了。离开中国去外界扩大见识,看看其他国家人民是怎么生活的念头自然的产生了。因为有了念头就有计划,在计画之际被人告密出卖,以至身陷囹圄。

在黑洞般的小号子内流连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路程,我仍然觉得我从未违背我的良心和人格。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从批斗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中间,可以看出相当部份知识份子人格的缺陷和危机。有的人为了自保,有的人为了向上爬获得私利,有的人为了在狭窄的官场道路上踩着别人的肩头,牺牲别人而登上高位。这些知识份子丧失良心,或暂时丧失理智而助长了中共政权的统治,也是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因素之一。

关押在看守所前后经历近三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艰苦的岁月。吃不饱,挨饿全身发抖,脸色灰青、嘴唇乌黑,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双目无神,四肢无力,行走有轻飘摇摆的感觉。这些生理反应正是共产党专政机关的目的,以此来打击有理想者的精神状态,摧毁其意志力量。另外成年累月的不断审问,疲劳轰炸,给以精神上极大的压力和恐惧,以此来压服我,要我投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行”──“组织反革命判国集团”。这是一个乌子虚有罪名,实在找不出证据的罪名。

我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从看守所和监狱开始的。在这里集中了中国社会最有理想,最正直的人,也集中了社会上最凶残,最没人性的社会残渣。监狱是社会的最集中的缩影。由于关押在一起,能够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心里活动,体会到整个社会的脉搏。

在看守所期间,我曾有机会和死刑犯们相处,并最后把他们一一送出号子门赴刑场,互相道声“多多保重”。他们中有医生,干部,学生和工人。

陈医生个子小小的,大约近40岁。在197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送进我的号子。双手背拷,双足带死刑脚镣,手中捧著一个粗黑的陶瓷碗被推进来。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住几天就走。”他说道。

我和小马(一位小偷)忙着把靠墙角的铺位让给他。手脚有镣铐极为不便,很小心的扶他坐下。他看看我们二人,看看他的手铐脚镣,沉闷缓慢的说。

“我被判死刑了。你们害怕吗?”

“人到这一地步,也没什么好怕的了。怕也没用,顺其自然吧。你为什么被判死刑?”我问道。

“故事很长,慢慢说吧。我晚上要睡不着,翻身弄响了铁链条你们不要见怪,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一夜他没有睡觉,二个大眼直看门上的小窗,好像在期望着什么。我也睡不好,一会儿又惊醒了,这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和死刑犯睡在一间号子内。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或迟或早而已,只是走的方式不同罢了。为什么要处死他呢?我带着这个问号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和陈医生相处几天后,他的心情也平静些,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1950年参军,曾任助理军医。1957年向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送到城市郊区的卫生所当卫生员,后又成为医生。1960年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任南方区委书记。1961年冬天被捕。这个组织已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党政机关,大学等发展了几百人。宗旨是要改变中共产党的极左政策,改变领导阶层。不幸于1961年冬被破获,被捉了100多人。

送进我的号子的当日,他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有10天上诉期。他估计上诉是无结果,处死是无疑的。太太已离婚,己被关押了10年,己没有什么亲人来探监。

他极不愿意被送上刑场处死,想以自杀的方式死在看守所,以此方式来打击中共专制政权。在偶然的机会他捡到了一枚缝棉被的长针,带进了号子。在进我的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用长针向心脏部位猛刺进去,以求结束自己的生命。大概这枚针不够长,刺不到心脏的重要部位。第二天清晨醒来后对我讲:

“我昨夜自杀没成功,很遗憾,针太短了。既然如此,我就等著上刑场,让他们把我送上西天吧。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尤其是农村,我家解放前是贫农,解放已经10几年了,我们家乡的日子比解放前还要苦。中国需要改变。我要走了,只有让后人们继续干吧。”他以极为平静的语调说著。

我内心很激动,很想说几句和他共鸣的语,但有第三者在场,不敢暴露心声,只是安慰他几句:

“事至如今,想开点吧,中国会变好的。你走后再来投世,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的双眼直盯着他的脸,看他只有40多岁上下的人,10年的关押被折磨成一个小老头了,一股心酸直涌喉头,我的眼眶湿了,头转过去了。

冬天长夜,寒风吹得号子门丝丝响,透过门缝进入号子内。天还漆黑,号子门突然打开,寒风吹得我发抖。一个牢役送来一碗饭,指著陈医生说:

“快点吃,十五分钟后你要出号子。”

我心里凉了一截,陈医生要上路了。他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听到门开声,把头从棉被中伸出,回答了一声:

“知道了。”

号子门关后,我们立即帮陈医生穿好衣服,饭毕。

“让我轻松一下,不让屎尿留在身体里面。要是上路时候屎尿冒在裤裆里很难看很难受的。”

我想这是他10年来被关押的经验之谈了。在离开人间前尽可能的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体面的走。

号子门终于打开了。陈医生沉着的迈出那人生的最后一步。他回头说:“谢谢你们的照顾,请多保重。”

“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请一路保重。”我压抑著内心的悲哀,说了这几句无可奈何的话。

整天我沉默无语,头脑一再出现各种景象。

记得小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国魂》,再现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上刑场的场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陈医生短短一生的经历一直留在我的脑中。他没有成功,我坚信中国一定会变的,中国老百姓不愿意长久过这种缺衣缺食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在看守所受折磨的日子,意志也曾经很沮丧,看不见光明的前途。和陈医生相处几日后,逐渐产生信心和信念,我要活下去,一定要看到中国的改变。我坚信毛泽东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我比他年轻,他死后中国会起变化的。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护自己的身体,作长远的打算,要看中国的改变。

1971年初,看守所关进了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和学生头头。他们也是“一打三反”中被打击的对象。安徽省芜湖造船厂造反司令部司令陆建春就关在我隔壁号子。他进号子后几天,我们通过砖墙上的一个小孔(约一支筷子大。此孔是用竹筷子挖通砖墙的)打“电话”,一边用嘴对着小孔,另一边用耳朵紧贴著小孔进行讲话。

文革前2个月,他刚从军队转业到工厂任保卫科干事。文革兴起,他组织了造船厂工人造反司令部,批斗工厂当权派,夺取工厂生产大权。1968年他成了芜湖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初,另一个主管公检法的革委会副主任秘密的逮捕他,连续审问他几个月,判决他死刑,立即执行。在打“电话”中,我问他:

“你有没有杀人或指示别人去杀人?”

“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和国外特务机构联系?因为芜湖造船厂是军工厂。”

“没有,我从部队转业下来才2二个月就卷入文化大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司令部,代表工人讲话,揪斗走资派而已。不知为什么要杀我?”

“我想他们要借你的头,杀鸡给猴子看。现在是一打三反运动,要找典型,借人头示众。你没有很强的后台,没有人救你,事情不好办。他们害怕工人群众真正的组织起来和当权派斗。我想如果你不批斗他们,他们不会杀你。”

1971年7月,陆建春和其他参加武斗杀死人的几个工人,学生一起被送去刑场。临走的那天大清早,他们出号子时叫喊:

“难友们,永别了,你们要多保重,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老吴,永别了,谢谢你的安慰,多多保重。”陆建春临走对小孔叫喊著。我心里非常的难受,对着小孔答道:

“老陆,永别了。”

像陆建春这类造反派组织遭到打击和镇压,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共产党在内部互相残杀的时候,永远没有忘记防范人民群众的反抗,尤其是害怕有组织的力量。像“全国退伍军人联络委员会”、“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等等这类组织都被勒令解散。人民群众从这个时候已有集体组织反抗意识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共产党就镇压人民的反抗,“公安六条”以及内部规定的所谓“黑五类”、“黑九类"、“黑廿一类”等等,把人民群众中的一部份打入“另册”,制造人民内部相互斗争和矛盾,借口加以镇压。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镇压造反派组织,如湖北的“百万雄师”、湖南的“湘江风雷”、广州的“红旗派”和上海的“上柴联司”等等。这些造反派组织敢于反对中共当权派,把他们拉下马,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968年全国军管,这些组织都惨遭打击和镇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战场的最集中的斗争。尽管如此镇压,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6日反抗运动充分显示了对“秦始皇时代”的憎恨,把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场推向最高峰。

经过3年半的看守所关押审问,终于在“一打三反”运动的末期把我判刑了。1971年的初冬,那天的天气很不错,阳光还照进了园子。我们一批将判刑的人被送到芜湖市工人体育场的背后围墙,等待上台。上午10时,我们一排站在市体育场的讲台前,有10万人参加这场公判大会。黑压压的一片,硕大的体育场全坐满了观众。我被排在第3名,听宣判前2名是无期徒刑,心想顶多是个无期徒刑,死不了啦。当听到念我的名字,判刑有期徒刑20年时,会心一笑,还是有出头的日子,坐满牢时52岁,还不算老,还有希望。

宣判之后把我送上一辆军用卡车,颈上挂一个大牌子“反革命份子吴干璠”,站在车上示众。10几辆军车周游全芜湖市。当时对那些现象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头脑里一直在盘算终于等待可以晒太阳的日子了,多么的美好啊!

我经过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审间,判刑20年送安徽白湖劳改农场和安徽省第二监狱劳动改造,长达近12年的非人折磨,终于在1979年11月获彻底平反返回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

1980年7月来美国留学,积极的投入海外民主运动,参加“中国之春”运动,加入民联和民联阵,开始了我另一半的有意义的人生。

毛泽东一直用阶级斗争,思想改造和政治路线斗争等等方法来改造中国和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以文化大革命告终而彻底失败。

邓小平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他采用发展经济,改变经济体制,拒绝政治改革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这条路子肯定也是走不通。

30年来,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改革开放的启蒙,再也不会被共产党欺骗了。人民知道要改造中国只有走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相辅相成的道路。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结明白的指出了中国的前进道路。中国共产党顽固的阻挡历史向前滚动的巨轮,终将被历史巨轮压垮而淘汰。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30年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1989年“六四”运动以及海外民主运动。在即将进入的21世纪,把中国推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道路,更要发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纪念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人们!

写于1996年4月30日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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